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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病药物被称为孤儿药,市场需求低,研发成本高,缺乏政策支持。大多数病人没有药可治,也没有药的希望。
没有什么药可以让人担心
由于利润微薄,许多罕见疾病已经减产或停产,严重影响了临床使用,使医生束手无策
刘晓,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18岁,粘多糖贮积症ⅰ型患者。这种罕见的疾病使他身材矮小,面部粗糙,视力不佳。
刘晓3岁时,手指关节僵硬,症状逐渐显现。他的父母带他走了一段漫长的求医之路。一年多来,刘晓去了各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协和医院被诊断为粘多糖贮积型ⅰ型。医生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这孩子的寿命很短,给他一杯好酒!”刘晓的父母没有放弃,一直期待着新药的出现。
10年前,当刘晓的父母在网上搜索疾病信息时,他们发现美国已经研制出一种治疗粘多糖贮积型I型的药物,“得知这种疾病有治愈的方法,我和父母欣喜若狂。”刘晓回忆道。然而,看到这种药还没有在中国上市,他们的心又冷了。目前,国内尚没有治疗ⅰ型贮存粘多糖的有效药物。
治疗罕见疾病的药物也被称为孤儿药。“在已发现的7000多种罕见疾病中,大多数都没有治疗药物。”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基础科学学院教授张红兵分析说,罕见病发病率低,种类多,病理复杂,医学界对罕见病的认识仍然有限。目前,我国罕见病研发基础薄弱,新药研发落后于发达国家。许多治疗药物主要依赖进口。“一旦外国制药公司因利润下降而退出中国市场,患者的用药将受到严重影响。"
缺货药物也是罕见疾病患者面临的一大难题。吡喃脒溴化物片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救命药物,相对便宜。一盒60片,售价30元,国内只有一家企业生产。2016年9月,该公司发现几批药品存在缺陷,实施了最低级别的药品“三级召回”,导致市场供应量大幅下降,药品价格上涨7倍,导致患者因无药可用而恐慌。幸运的是,公司在一个多月后恢复了正常生产。
2016年3月,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唯一有效药物“倍他隆”缺货,中国有1000多名患者曾停止服药。随后,德国拜耳公司承诺确保尚未完成援助课程的患者将继续接受“倍他洛姆”治疗,直至援助课程结束。一旦疗程结束,中国将有1000多名多发性硬化症患者面临再次停药的风险。
“以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症为例,治疗男性患者更有效的药物是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和乌洛托品。这两种药比较便宜,但用了就没了。”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吴雪妍告诉记者,老药产量下降的原因是药品已经过了专利期,价格太便宜,厂家利润大幅下降,生产能力丧失。减少产量或停止用药将严重影响临床使用,这使医生束手无策。
高昂的药品价格和沉重的负担
中国的医疗保险是根据疾病的名称报销的。罕见病医疗保险不完善,许多罕见病未纳入医疗保险
"服药每年花费20万美元,需要终生服药。"刘晓说,父母原本计划请朋友从国外带些新的粘多糖I型储存药物,但由于价格太高,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刘晓的父母是普通工人,他的家庭并不富裕。这些年来,他已经花了很多钱来治疗刘晓,所以他负担不起这么高的药费。
许多治疗罕见疾病的药物都很贵,尤其是新药。在美国,罕见疾病患者的平均年治疗费用为13.7万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药品费用。近年来,国外上市的蛋白C缺乏症、次磷酸酯酶和粘多糖贮存ⅳ型的特效药每月花费超过7万美元。
为什么治疗罕见疾病的新药如此昂贵?张红兵认为,主要原因是研发成本高。治疗罕见疾病的新药从研发到临床实践平均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花费约30亿元。与治疗普通疾病的新药不同,治疗罕见疾病的药物是由小团体使用的,因此制药公司不能通过大规模销售来稀释成本。为了保持一定的利润,他们只能把药价定得很高。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的林女士于去年3月生下女儿。小月亮出生时不会哭,反应能力差,肌肉张力低。医生怀疑小月病了,所以他把她放在保育箱里观察了一个月。医生做了他能做的所有检查,但他找不到原因。
林女士的家人没有放弃,她多次带着小月亮从南到北,花了近10万元。“这个孩子在8个月大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胖乎乎的威利综合症。现在髋关节发育不良,他不得不戴背带。他每天只能平躺着,一岁时也不会坐着。”林女士说,胖乎乎的威利综合症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发病率极低,目前只有北京、上海等大医院的内分泌学家知道。
“现在,孩子们必须每天与生长激素作斗争,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至少到了成年,每年要花费数万元。”林女士说,她已经向当地民政局申请了临时救助和医疗救助,但都被拒绝了,因为胖乎乎的威利综合症不在需要救助的疾病名单上。林女士告诉记者,临时助理只能申请一次,最多两三千元,与巨额药费相比,这只是九牛一毛。因为这个家庭对待他们的孩子,他们不能长期维持收支平衡。我特别希望有关部门能把生长激素纳入大病医疗保险。
"许多罕见疾病不包括在医疗保险中."解放军总医院儿童医疗中心主任邹丽萍认为,中国的医疗保险是按疾病名称报销的,罕见病的医疗保险并不完善。“不像高血压、糖尿病等。,有许多罕见的疾病,发病率低,名字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治疗方法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发现。”邹丽萍表示,相关部门可能没有意识到将这些罕见疾病纳入医疗保险的必要性。
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表示,随着社会对罕见病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相关部门扩大了医疗保险药品目录,逐步纳入了一些治疗罕见病的药物,但这些药物并未作为基本药物使用。
政策支持希望加速
国家应设立孤儿药物研究基金,对孤儿药物进行专项投资,鼓励科学家和制药公司加强对孤儿药物的研究和开发
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了孤儿药的研发。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和给予优惠政策,取得了一些成绩,开发了600多种药物。目前,我国孤儿药的研发处于起步阶段,从事研发的企业不到10家。
孤儿药的研发难度大,成功率低。据统计,开发和销售一种孤儿药的成功率在欧洲不到4000分之一,在美国只有6000分之一。专家认为,每一个稀有病人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低,市场容量小,企业投资回报率低,国内R&D机构和医药企业不愿投资。同时,中国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是以常见病和多发病体系为基础设计的,对罕见病药品的研发、定价和报销没有激励政策。国家应设立孤儿药研究基金,对孤儿药进行专项投资,鼓励科学家和制药公司研究孤儿药。
“在国外,许多私人慈善组织建立了罕见病基金会,为孤儿药物的研究提供财政支持。”邹丽萍建议,政府应该引导企业和慈善机构建立一些罕见疾病基金会,并向从事孤儿药物研发的科学家和机构提供财政支持和奖励。
对于一些罕见的疾病,旧药不一定比新药更糟糕。张红兵认为,当旧药物失去或即将失去专利保护时,一些制药公司有时会稍微改变旧药物的分子式,并给药物重新命名,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发出新的药物。事实上,这些“伪新药”并不比旧药好多少,但它们的价格却高出数倍,这增加了病人和社会的经济负担。因此,有必要确保老药品的生产。他建议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给予税收优惠和补贴,这样制药公司就可以赚钱,而不是减产或停产。
“仿制药的价格只是专利药价格的一小部分,疗效基本相同。”张红兵认为,在生产仿制药时,国内企业应该把质量放在首位,以确保疗效。例如,印度的仿制药产业非常发达,生产了全球20%的仿制药,其中很大一部分出口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印度的秘密在于复制不失真和确保高质量。我国应该对生产仿制药的企业给予税收、审批等优惠政策。
“一些药物说明书并未表明它们能治疗罕见疾病,但医生在临床研究中发现,这些药物对治疗罕见疾病有很好的效果。”邹丽萍建议,国家应该为这些药物设立专门的审批渠道,以便及时增加这些药物治疗罕见疾病的适应症。
如何刺激国外孤儿药物的研发(延伸阅读)
目前已知的罕见疾病有7000多种。因此,发达国家出台了许多措施,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快孤儿药的研发。
1.市场垄断时期
美国保证企业批准后7年的独家市场期,不受专利的影响。欧盟保证批准后市场垄断期为10年,符合儿科药物研究计划的孤儿药保护期可延长2年。
2.税费减免和研究资助
美国的孤儿药在临床研究和开发期间可享受50%的税收减免,可向前延长3年,向后延长15年。临床研究费用的总扣税可达70%。欧盟减免了企业申请孤儿药注册费,各种研究项目和协会为孤儿药研发提供了巨额资金。
3.快速审批和集中审批
2014年,美国颁布的《加速严重情况下药物程序的指导原则》适用于孤儿药,包括快速鉴别、突破性治疗鉴别、加速审批等措施。集中审批程序是欧盟孤儿药市场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经过审批,孤儿药可以在任何欧盟成员国的市场上自由流通和销售。
(记者沈绍铁整理)
《人民日报》(2017年4月21日,第19版)
来源:荆州新闻
标题:罕见病药吃不上也吃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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