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专业镇到特色小镇 珠三角的命题是解决产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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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完全是私有化和市场化。所谓的形象工程、鬼城和空城都是成就工程的后果，但企业家不会做这种事。

《时代周刊》记者陆璐来自佛山的羽毛球

2016年10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首批127个中国特色城镇，并为特色城镇建设投入大量资源。此后，这一源于“浙江经验”的特色城镇建设热潮迅速席卷全国。截至2017年3月初，中国已启动或正在规划3000多个各级特色城镇。

从浙江的实践来看，杭州的云起镇、资助镇和梦幻镇不是行政镇，而是相对独立于市区的，具有明确的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资源和一定的社区功能。由中国三部委联合建设的“特色镇”立足于城镇区域，倡导“城市生产人”的深度融合。这一理念既与城市升级有关，也与产业升级有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镇和小城镇改革与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玲表示，特色城镇建设没有模板，必须与当地产业和城市实际相结合。具体到珠江三角洲，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镇占404个建制镇的1/4。专业镇作为过去依靠工业实现快速城市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正面临着资源利用效率低、产业整合度低、产业与环境矛盾突出的弊端。要解决从专业镇到特色镇的新型城镇化命题，珠三角有自己的路要走。

珠江三角洲最早探索了ppp模式

时代周刊: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地区迅速实现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型和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珠江三角洲的城市有哪些独特的经历？

乔润玲:首先，佛山、中山、东莞都有强大的工业化基础支撑，这是珠三角城市最大的经验。先发展工业再快速城市化是正常的经济逻辑，这不同于内地一些地区先建设新城再引进工业。我一直认为佛山、广东、温州、浙江和泉州、福建是中国严重城市化的样本，即在工业之后，人口开始聚集形成城镇。

第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完全是私有化和市场化。所谓的形象工程、鬼城和空城都是成就工程的后果，但企业家不会做这种事。因此，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和私人机制是佛山等珠三角城市最重要的城市化特征之一。

第三，是ppp模式的经验。以前没有这个词，但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佛山和其他地方的城市基础设施已经市场化。在中国，乡镇以下的公共基础设施没有固定投资。当时，顺德发展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来自财政，但60%的资金是由当地社区和企业投资的。这是对初始公私伙伴关系模式的经验探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但不幸的是，它没有在当地进行总结。但是，它普及的前提是有实力相当的地方企业和极其发达的基层经济组织，其他地方没有这两点是学不到的。

《时代周刊》:到目前为止，珠三角大部分城市还没有走出“一城一品”的发展模式。从专业镇到特色镇，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特色城镇的概念下，产业链如何才能真正升级和重构？

乔润玲:佛山和中山正在发展专业的城镇经济，不像大陆，大陆有一个主要城市，然后传播大蛋糕。但是现在，珠江三角洲正面临着一个转折点和挑战，工业和城市本身也面临着转型和升级(爱情基础、净值、信息)。与以前不同的是，在最初的30年里，工业推动了城市化，而现在应该把新型城市化作为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新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建设特色城镇或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但是从专业镇到特色镇，有几件事是特别重要的，必须做。首先是实现各城镇之间的高度互联。空必须建立水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网络和通用航空，城镇的效益将大大提高；二是必须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传统实体经济服务，如人才培养、研发、创新、科技、产权、技术交易等，而佛山、中山等珠三角城市工业服务业相对缺乏，没有这一块，实体经济无法转型升级；第三，被吸收的人口结构需要经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相应的生活服务需要跟上——从招聘大量的农民工到招聘大量的白领工人。为这些人服务，需要小桥、咖啡馆和图书馆，否则就没有改造和升级。这三点是珠三角城市实现专业镇向特色镇转型的必要条件。

此外，我想强调，珠江三角洲80%的产业转型升级，应该考虑如何改造传统产业，如何改变和激活传统产业，因为要重新培育一个新产业是非常困难的，但旧产业必须增加新的制度、新的技术、新的融资模式和商业模式，在这方面大做文章是非常重要的。

Ppp模式不是采用它的唯一方式

《时代周刊》:特色城镇强调的内涵之一是生产、城市和人的融合。然而，事实上，在专业镇中，工业与城市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主要集中在环境治理方面。地方政府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乔润玲:从专业镇到特色镇，珠江三角洲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生产与城市的矛盾，但这个问题有其历史原因。以佛山为例，高度分散的工业和低端工业水平造成的环境问题难以解决。过去，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式是“换笼换鸟”和“退二进三”，这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有，但实际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方面，许多地方转移了产业后，地方政府几亿元的税收收入将荡然无存；另一方面，企业本身不愿意搬出去，因为这些专业城镇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往往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工业生态，企业一旦离开这种生态就无法生存。我们专门对浙江地区进行了调查，有些企业在走出去之后不得不回头，因为在另外一个地方，产业链的上下游配套设施都不具备，走出去之后的发展效果尤其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在本地传输。在淘汰和淘汰一些特别落后的产能后，主导产业中最强、最适合的产业将被保留和集中，这具有便于管理和污水处理的优势。二是转型，以产业集聚为目标，通过技术转型促进产业高端发展。在所有这些都完成之后，必须做的是发展一个适合工业污染处理的环境保护工业。只要政府提供一些政策，在工业发展中保护环境并非不可能，但我们必须采取市场导向的方法，否则成本会很高，我们做不到。浙江等地区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时代周刊:2016年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实施“千户千镇工程”推进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通知》，强调社会资本参与特色城镇建设。由此可见，在国家政策层面，ppp模式正成为建设特色城镇的重要模式。现阶段在特色城镇建设中推广ppp模式的可行性如何？

乔润玲:这种模式在方向上没有错，但这并不能取代一切。它有许多局限性。首先，目前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导致民间资本积极性不高。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一些项目的过程中，很容易处理一些有利润的空项目，而最困难的是那些纯粹的公益项目。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障碍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缺乏契约精神。一旦地方官员更换职位，原项目合同能否继续运作将受到质疑。企业尤其害怕这一点。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在引入社会资本方面，ppp模式不是唯一可以采用的方式，只要是一种有民间力量参与的模式，比如bt模式(建设-转移)和bot模式(建设-运营-转移)。虽然bt模式和bot模式存在政府重投资轻运营的问题，但在后续的运营设计中可以采用新的方法。此外，鉴于公益性项目的社会资本难以跟进的情况，政府可以将纯公益性项目与盈利性项目捆绑在一起，然后通过打包销售解决后续收费问题。

来源：荆州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