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雄安新区 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破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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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桥:熊安新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突破口？

熊安新区一出来，平地上就打雷，激起了自上而下的热情追求。在资本市场上，从a股市场到h股市场，熊安概念股都异常火爆，吸引着投资者的目光；新安新区不仅被刷了屏，而且占据了近代主流媒体和公共政策的话语体系；此外，包括CDB在内的金融机构以及国电、中石化、CSIC、中国联通和中国铁建等多家央企都表示愿意不遗余力地支持新区建设。事实上，千年计划、国家大事、赋予熊安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同等的战略地位，甚至将原深圳市委书记、市长许勤调回河北，都可以给外界留下无尽的想象。

目前，政策制定者的战略意图仅体现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2017年4月1日发布的通知中。熊安新区的具体规划、实施路径、创新维度，甚至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以及相应的投资和市场规模，都需要更多的细节来充实，甚至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渐清晰。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的价值需要时间来验证。正因为如此，几乎是一边倒的欢呼和来自各方的超乎寻常的迅速而积极的回应，这不仅让人焦虑，也让人对熊安新区的战略价值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新区宣布成立已经近两周了，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忙得不可开交，用各种分析从不同角度评估新区建设对经济的影响。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最近发布的分析报告非常明确，预测未来10至20年建设熊安新区所需的投资约为1.2至2.4万亿元人民币，10年内将有近500万人从首都迁往熊安。熊安与中国的11个自由贸易区和众多的开发区很难区分，更难以解释最高决策层赋予熊安的伟大历史地位，仅仅从治疗北京大城市疾病和转移非资本职能的角度，或者从促进京津冀均衡发展的角度。毕竟，2.4万亿元的投资，即使按照摩根士丹利预测的乐观情景，每年也只能使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63个百分点。20年2.4万亿元的投资不小。然而，与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50万亿元相比，年均1200亿元的投资只是九牛一毛，更不用说上升到国家意义的高度。20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带动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腾飞，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极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群；20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以金融为起点，通过综合改革，成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和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极。与深圳和浦东处于同一水平，熊安新区只是被解释为首都的一个副中心，这是毫无意义的。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价值评估模型使得人们很难有任何信心。

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过，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是去创造未来。由于建设熊安新区的真正战略意图及其经济和社会价值还仅仅停留在猜想的层面上，人们可以最乐观地期待它，并做出最真诚的努力，以获得最理想的结果。熊安新区的未来并不取决于那些诉诸纸张的皇帝们的话，而是取决于它将以何种方式真正着陆并产生持久的价值。在一个与深圳经济特区或浦东新区的最初建设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坚信，以新区的规模和可能的规模，雄安的建设只有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突破口，才能在漫长的历史中找到独特的位置，成为千年计划。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依靠投资和要素投入，中国经济保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从1980年到2015年，中国平均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40%以上，远远高于同期经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水平。在过去五年中，上述指标衡量的投资率高达50%。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以gdp衡量增长了近30倍，超过6.2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比重已从1%飙升至25%，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每年消耗世界6%的水资源和9%的耕地，生产500亿件t恤、100亿双鞋、50%的钢铁、52%的铝、60%的水泥和25%的汽车。

经济学中有一个等价等式:增长率=投资率×投资资本回报率。很容易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做对了什么。根据这个等式，投资率和投资效率(即资本效率，以投资资本回报率衡量)都可以驱动经济增长。改革之初，中国经济起点低，资本相对稀缺，资本边际收益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投资资本收益率也较高。高投资率和相对较高的投资资本回报率促成了中国经济近40年的快速增长。

然而，许多促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都是一次性的。在享受了多年的人口红利之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正在加剧，劳动力短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长期高投资导致大规模产能过剩和高企业负债，未来维持高投资率越来越困难；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但地方政府的增长趋势也带来了巨额地方债务、大量低效投资和环境恶化；适度的金融抑制政策曾使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有限的资源，迅速实现工业化。然而，金融抑制导致的金融中介服务效率低下、覆盖面狭窄、结构不合理等痼疾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在本世纪头十年，房地产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并为地方政府扩大财政资源创造了条件。然而，土地财政和高房价也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中国经济，制约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顺利实现；扭曲的公司治理模式模糊了企业管理的真实目标，导致企业普遍缺乏创新商业模式和创造价值的动力和能力；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企业家精神的丧失、人们利益感的缺失和社会愤怒的加剧。

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出现和发酵，严重挑战了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直接威胁着中国成为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全面梳理和转型。在经济层面，要从单纯的投资增长模式转变为消费驱动和效率驱动的增长模式，提高投资资本回报率；在社会生活层面，重新界定政府在公共生活中的职能，并在社会各阶层建立积极的激励机制，是社会转型必须追求的目标。

熊安新区的建设必须与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相结合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是熊安新区建设的背景。必须指出，深圳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在各自的发展阶段都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熊安新区的建设将处于一个相对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历史使命也将大相径庭。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放缓。与快速发展时期深圳和浦东gdp年均10%左右的增长率相比，熊安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个衰退的经济周期；此外，城市化程度、地方政府财政和债务、各种要素成本、公众对改革的期望、私营企业和普通民众的投资信心、金融体系的总体状况、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与当时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这种背景下，熊安新区的建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减轻首都经济功能的基础设施项目，甚至是一个更大的房地产项目；其发展思路必须不同于以往的逻辑，即先推动投资，然后用大量信贷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将熊安新区建设成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创新驱动发展先导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导区，成为中国新的增长极和未来增长引擎。熊安新区的发展必须摆脱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传统逻辑。熊安发展的动力不应该是各种融资支持下的高投资率，而应该是投资率与投资资本回报率更加均衡的结合，这是一个以投资资本回报率更高为特征的全新的经济微观基础。投资资本的高回报来源于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于一个相对年轻、充满活力和创新的高知识群体，来源于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对资源(爱吉、净值、信息)的优化配置，来源于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重新界定，来源于一个更具流动性的社会，来源于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尊重和热爱，来源于通过混合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改变其对规模的重视。

在很大程度上，熊安的千年价值在于它是一张白纸，在于它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熊安既没有既得利益的束缚，也没有路径依赖的负担，更没有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增长而积累起来的沉珂。在熊安新区的建设中，理念可以前进，全新的发展理念可以主导进程，新区的规划者和建设者可以用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来解决中国发展中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众多挑战。当新区建设走出一条不再依赖土地金融、房地产经济、只注重规模而不注重投资效率的发展道路时，雄安有可能解决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问题。

如何建设熊安新区？

熊安新区的建设需要一条不同寻常的新路。哈耶克曾经说过，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之不可避免的，是思想。依托国家强大的资源，熊安新区建设不缺资金，更缺的是思想。为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期转型，熊安新区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四个创新入手:

塑造新的发展理念。

在过去的40年里，我们的大部分发展思想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经济可以高速增长，固定资产非常重要，全球化将继续深化，速度和规模优先于效率，快速发展可以解决发展中积累的问题。这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对投资的渴求，关注的是规模而非效率。在建设新区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再片面强调gdp增长。过分强调增长率，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债务驱动的固定资产来实现增长目标。在投资资本回报率低的情况下，通过高投资率来实现更高的增长率，最终是饮鸩止渴。在新区建设中，应改变现有的经济政策话语体系，更加重视对与人们的获取感有较强关系的经济社会指标的评价。

构建新的地方政府金融体系。

当新区经济建设的引擎转向投资资本回报率后，新区将不再依赖房地产经济及其衍生的土地金融，其财务状况将发生变化。同时，新区政府可以考虑编制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寻求市场化的政府信用评级，并根据信用评级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从而改变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模式。它不仅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能力，也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经济、金融和债务状况的透明度。

创造新的商业环境。

以创新带动经济，增强经济活力，最终提高投资资本回报率，需要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大大减轻企业负担是一项在其他地方难以实施的改革措施，可以在熊安新区大胆尝试。此外，创新活力(爱情基础、净值、信息)很难来自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如何吸引更多的企业家和中小企业，是新区规划者和建设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

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本是一个城市繁荣的基础。在新区建设中，应废除户籍制度，改变户籍造成的人力资本配置扭曲，实现真正动态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增强创业创新的活力和成功率。

下一个深圳还是另一个曹妃甸？既然大幕已经拉开，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熊安新区未来的建设能够真正与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结合起来。这样，熊安就有可能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周期。

来源：荆州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