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女婿拍了一部纪录片《武汉日记》，真实地还原了武汉的防疫精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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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都市报记者徐莹通讯员刘戴翔波

7月1日，导演程逸飞将100集公益纪录片《武汉日记:河面决战》免费捐赠给武汉革命博物馆。6月30日晚，编辑完成了这部电影的最新混合剪辑版本。

在昨天的捐赠仪式上，这位“白发苍苍”的80后导演在第一次完整地看完这部电影后兴奋地说:“我们称之为《武汉日记》。日记是一种形式，但我们拍摄的是武汉精神！作为武汉的女婿，我只想以我擅长的方式为‘里根面条’加油！”

活动期间，楚天都市报记者采访了程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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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逸飞，1980年出生，中国慈善千人计划成员，中国第一部粉红丝带明星公益系列微电影导演，北京小城镇故事公益影视公司创始人。他是武汉的女婿。1月23日，武汉关闭了汉通道，他与武汉的家人团聚，于是他拿起相机，拍摄了真正的《武汉日记》。《武汉日记:河顶决战》是唯一一部在武汉疫情期间每天观看的全景纪录片，记录了疫情发生后武汉恢复生产的全过程。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得了严重的肺炎，生命垂危

我对“无法呼吸”有很深的感受

记者:1月23日，大家还是很紧张。你为什么想拍一部每日公益纪录片？

程逸飞:我是武汉的女婿。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武汉。我通常在北京和武汉之间跑。去年，我们在湖北拍摄了纪录片《伟大的古建筑》，并准备2020年在武汉休息，这赶上了疫情。

当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得了严重的肺炎，双肺感染，我的生命危在旦夕。在姐姐的精心照料下，我康复了半年。所以我对肺炎有很深的感受。那时，我不能做“躺下”的动作。当我躺下时，我觉得我无法呼吸，我就要放弃呼吸了。

因此，我告诉两位在今年春节期间当老板的朋友，我想拍这样一部纪录片，他们非常支持。从拍摄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保持着给拍摄时遇到的人戴面具的习惯。所以我既是摄影师又是志愿者。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医院拍摄的？

程逸飞:武汉通行证关闭后的第九天，我去了武汉协和医院和长航总医院拍摄第九集的素材。在长航总医院，我跟随志愿者将材料送到重症监护室。当时，我对这种流行病了解不够。我只穿了最薄的防护服，离病人大约1.5米。我还采访了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长，得知当时死亡的病人平均年龄约为66岁。护士长的父亲七八十岁了。她一个人在家，没有人关心她。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回去，所以她在镜头里对父亲说，“爸爸，对不起，爸爸，我爱你”。

在武汉协和医院的走廊里，一位大姐在我们的镜头前哭了很久。她带父母去武汉过新年，但他们感染了COVID-19肺炎。她感到懊悔，因为父母都躺在医院走廊里等着病床。当我拍这些照片时，我的心都碎了。然而，当我给医务人员拍照时，我受到了鼓励。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医务人员有多棒！

每天凌晨2点左右睡觉

我不敢摘下面具在外面喝水

记者:你是如何拍摄100天的？你每天的工作状态是什么？

程逸飞:基本上，我每天凌晨2点左右睡觉，然后在早上7点或8点开始拍摄。在二月中旬之前，我们不敢摘下面具在外面喝水，更不用说吃饭了。那时，方便面甚至没有水泡。所以当我早上出去的时候，我会有足够的吃的，所以我可以不吃一整天。有一次，我非常饿。当我看到商店的门开着，我去问，老板娘说我不会卖任何东西。我说我饿了，所以我买了蛋黄派，吃了两袋。二月中旬后，我带了压缩饼干来补充体力。

记者:你曾经想过半途而废吗？

程逸飞:当你得到一张破碎的照片，你的心会受到冲击，就像我提到的姐姐。那时，我告诉我的家人不要照顾我，以防我被感染。事实上，不仅是我，当时冲向前线的人也准备了一千人，许多人在没有告诉家人的情况下秘密参战。我记得钟南山院士曾经说过，血库很急，很多志愿者不敢要献血卡，也不敢把娃娃带回家，怕家人知道。我们为志愿者、协助韩的医疗队成员以及确保城市运转的工作人员拍照。他们的精神鼓舞了我，我拍了这些照片，这是一个电影电视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我过去常在冬天感冒。今年冬天我吃得不好，睡得不好，但我从未生病。我不知道我的体力在哪里支撑着我，但它可能仍然是一种信念和一种精神，这让我觉得我无法燃烧我的力量。

记者:枪击事件留下了什么遗憾吗？

程逸飞:我讨厌自己太忙。我们队有四个人，但是当我去危险的地方时，我总是自己开枪。因为他们只是孩子，我不相信他们会去。那时，信息如潮水般涌来，计划已经太迟了。我们每天只能快速筛选拍摄对象。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觉得还有很多遗憾，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被拍好或者拍得不好。

用图像记录流行时期

而女性“她的力量”在流行病之后

记者:作为一名男性导演，我怎么能总是专注于拍摄《粉红丝带》的主题呢？

程逸飞:当我第一次加入影视公司时，公司制作了第一部电视剧《活着真好》，我是作为一名员工参加的。后来，我制作了自己的电影和电视，并制作了第一部粉红丝带明星公益微电影系列，计划一共拍摄五部电影。在第一部《粉红丝带之恋》播出后，我们在武汉进行了第一次粉红丝带健康跑。

那时，贝拉不久就死于乳腺癌。下大雨时，两千人参加了粉红色丝带赛跑。我们还在武汉的十所大学举办了分享会，主要是宣传乳腺癌的早期预防、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我对去中南民族大学印象最深。分享会后，一些女孩还带着联合医学院医院的专家进行了咨询。这和我们以前想的完全不同，“每个人都可能感到尴尬”。有男孩，他们都说他们会回去告诉他们的母亲。我觉得我所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

记者:《武汉日记》的拍摄也特别关注女性群体？

程逸飞:中国有4万多名医务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女性。护士承担繁重的护理任务。他们不仅是医生和护士，也是母亲和女儿。但此时，他们只能做一件事——抢救病人。

《武汉日记》100集拍摄了近1000个角色，其中一半以上是女性。在3月8日妇女节，我们还与时尚健康合作，为女性防疫人物制作了一系列微电影。《时尚健康》有许多女性粉丝，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疫情过后，我们恢复了工作和生产，我们制作了一系列“妇女的希望”，用图像记录了疫情期间和之后妇女的力量。

记者:在此期间，您还继续向武汉的乳腺癌患者发送材料吗？

程逸飞:是的。我们去乌达人民医院东校区采访，见到了我的老朋友，乳房x线摄影部的杨庆峰医生。杨医生说，该科床位基本上是给COVID-19肺炎患者的，所有原乳腺癌患者都已回家。他想让我照顾他的病人。这些病人有一个由17个家庭组成的小组，在疫情期间，我一直给他们送口罩和其他材料。二月，一批新鲜的蘑菇和土鸡蛋来自贵州。我用自己的车从捐助者那里拿了货，花了两天时间去武昌、汉口、青山和江夏给他们送东西。因为我的护照不能去蔡甸和其他地方，我最终派了12个人去，采访并拍摄了这些病人在疫情期间的生活。

我们拍摄了100天的材料有三分之二没有曝光。后来，我计划写一本书，拍一部纪录片，记录过去100天在武汉发生的事情，以及是什么支持我们战胜这场灾难。

来源：荆州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