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国际买卖评级 监管重罚证券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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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不应该让评级机构仅仅依靠资质和吃政策红利，而应该真正让评级机构专注于建立长效机制、打造品牌和积累技术。

在看到大公国际的“交易评级”消息后，刘东，一个北京评级公司的分析师，当令狐冲清楚地看到岳不群时，感受到了这种情绪。

“无论如何，大公国际的关建中在资本市场评级行业的地位堪比华山论剑，备受推崇。大公在评级行业也被称为黄埔军校，也是我们在商界学习和敬仰的老前辈。”

然而，刘东没有想到的是，大公国际会卖出如此大的收视率，这彻底颠覆了他的价值观，让他大吃一惊。

“我们不能让评级机构仅仅依靠资质而吃政策红利。我们必须真正让评级机构专注于建立长期机制、打造品牌和积累技术。”资深信用研究专家丁继平在《资本市场评级》一书中写道。

评级分析师

一大早，想太多已经太晚了，差不多是打卡上班的时候了。刘东迅速挤出地铁，快步走进位于朝阳区晓云路的一栋办公楼。

虽然他毕业于一所著名的学校，并最终在金融行业找到了这份工作，但事实上，刘东的工资非常微薄。相比之下，大公国际的薪资是业内最低的，刚毕业的分析师月薪只有5000元左右，其他评级机构的薪资也不高。

根据金融业的规则，如果一个企业或其他实体想发行债券，它必须首先找到一个评级公司进行评级。评级公司将根据公司的基本情况进行评级。只有公司或其他高于一定水平的实体才能发行债券并从市场筹集资金。

刘东的日常工作是从等待评级的企业那里获得财务数据和其他信息，然后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收集所有信息后写一份报告。在报告经过几次修订后，评级机构将召开一次审查会议。通常，五个评审成员将阅读分析师的报告，公司的评级将在最终讨论和达成共识后产生。

“评审团的五名成员对公司的评级非常重要，但评级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有时会暗示评级。在这个时候，审查的专业意见将取决于高层的意愿。”刘东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评级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评级，目标公司是评级公司的客户。对于每一个评级，评级公司可以从客户那里收取大约25万元，这是收入的来源和生存的方式。

除了刘东所在的业务部，评级公司还有市场部，负责将客户吸引到市场。

客户自然希望自己的评级更高，因为评级越高，公司的资质越好，投资者的本金就越安全，更多的投资者会愿意借钱给公司，而发行债券的利息成本就越低，这样可以节省公司巨大的借贷成本。

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评级机构的市场部自然希望业务部门的分析师能够给出更高的评级，甚至帮助企业粉饰太平。

“分析师和评级公司的初衷自然是坚持原则和专业精神。否则，将严重损害声誉，尤其是如果评级公司违约。然而，评级行业确实有潜规则。为了生存，为了留住客户，客户的评级提高了。”刘东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刘东表示，评级行业的总规模约为20亿元人民币，与许多证券公司不可同日而语，竞争十分激烈。为了抢客户，行业内甚至出现了价格战，一些评级公司的评级费甚至降到了5万元，导致评级质量差，分析师频繁跳槽。后来，监管部门不得不统一规定最低收费为25万元。

根据中国的债券发行规则，如果一家公司要发行10亿元规模的债券，它需要支付主承销商实际发行额的0.4%，向评级机构支付25万元的初始评级费，并在债券存续期间每年支付5万元的跟踪评级费。此外，每年还需要支付约10万元的律师费和10万元的经销商协会会员费。

因此，在这样的交易中，主承销商获利最多，总计约400万元。相比之下，评级机构大部分时间需要看主承销商和客户的脸，因为客户付钱，而业务主要是由主承销商介绍的。

“有时，一些主承销商甚至召集许多评级机构，直接询问谁能给出更高的评级。如果他们不让步，就会被直接踢出局。”刘东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晚上九点钟，刘东终于结束了加班。对于分析师来说，加班是常态，尤其是在每年的6月和7月，因为交易商协会规定，评级公司必须在年度报告发布后的三个月内发布后续评级报告。今年，刘东独自追踪了10个项目，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洗礼”。

在刘东看来，大公国际的报告质量在业内是一流的。"与其他公司相比，它确实能指出问题."刘东评论说，业内许多公司的中高层领导都来自大公国。业内其他评级公司最早使用西方评估方法，外国公司派人建立评级流程。然而，大公有自己独特的术语和系统，其24年的历史也是业内最悠久的。

“大公之前是行业第一，市场份额接近50%，但后来逐渐下降。目前，中国程心占30%的市场份额，而中联占30%的市场份额，而大公只有15%左右。现在我已经开始抛售评级，我可能无法坚持下去了。”刘东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但现在，大公已被判停业一年，他的声誉也已丧失。据估计，这一障碍将难以克服。许多大公客户也开始联系其他评级公司进行业务访问。

据刘东称，大公国际的员工正在排队等待辞职。前大公员工搬到其他公司后，甚至收到了几十份来自大公的简历。“过去，每年春节前后都是跳槽的高峰期，因为分析师在那个时候拿到了奖金，而对于评级机构的分析师来说，最好的目的地是离开评级公司，去买方的金融机构做分析师。”刘东说。

关建中最初的心

关建中1998年从美国回国，不久后担任大公国际信用评级集团董事长。

从以往的媒体采访中不难看出，关建中一直在强调大公的“国家品牌”，打破国际评级机构的垄断，并发出中国的声音。

在国际金融领域，经过100年的发展，只有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它们占据了全球信用评级市场90%以上的份额。

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发展较晚。1993年，中央银行和其他监管机构规定，发行债券需要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此后，中国的评级市场取得了初步发展。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6年10月对评级机构的排名，它们是中国程心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大公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上海新世纪信用评级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等。

其中，中国程心在2006年与穆迪合作出售其49%的股份，联合银行在2007年与惠誉建立合作关系，惠誉出售其49%的股份，然后将其转让给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上海新世纪与标准普尔达成战略合作。大公国际尚未与三大巨头建立股权合作关系。

2010年，大公国际公布了50个国家的信用评级，美国的评级为aa+级，低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

”事实上，同行们也对这一评级感到相当震惊。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似乎在那之后，大公国际的市场份额开始下降。”刘东对《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评论。

2015年前后，大公国际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互联网在线借贷领域。首先，它公布了266个在线贷款平台黑名单和676个预警名单。此后，它开始宣布建立丝绸之路互助黄金网，并开始p2p在线贷款。

除了最传统的评级公司大公信用，大公国际集团的网站还可以链接到大公传媒、大公信用、大公数据、大公信用软件、大公信用系统等行业部门。

行业的关键时刻

“近年来，评级行业的发展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可能每个人都不想坚持下去。也可能是资本运作的因素被考虑得更多。实际上，真正对这个行业有感情的人并不多。”作者丁继平在2017年出版的《资本市场评级》一书中评论道。丁继平曾担任一家评级公司的评级副主任和中国保监会的再评估专家，从事信用研究工作十余年。

对于行业的混乱，丁继平在书中指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虚假高水平:“虚假高水平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有些公司基本上没有变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所以他们简单粗暴地升级。...这导致了信贷泡沫。目前，各大机构都建立了自己的信用评估团队，外部评级机构的作用和价值正在弱化。整个行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据统计，2015年底，中国债券市场最高信用评级为aa级，48.41%的发行人被认定为aa级。在国际市场上，三大评级机构给出的最高评级是bbb，为31.2%。

“业内人士已经心照不宣。一般中央企业给aaa，地方国有企业给aa+，民营企业给aa。只有aa以上的企业才能发行债券，因此aa所占比例最大。”刘东对《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评论。

"如果它们都是好的，评级的意义是什么？"刘东评论道。

“让人们哭笑不得的是，当评级出现问题时，评级公司最大的担忧就是损害声誉，受到监管机构的惩罚。然而，最近的违约率已经上升，几乎所有的国内评级机构都再次受到惩罚。每个人都受到了惩罚，这是不可能说好或坏。”刘东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统一的监管部门和统一的监管体系迫在眉睫。”丁吉平在书中说。

目前，中国证监会负责公司债券评级资格审批，交易商协会负责中国投融资融券评级资格审批，发展改革委负责公司债券评级资格审批。

去你的地方。

近年来，债券违约越来越严重。据统计，2014年有3家发行人涉及违约事件，其中2015年有10家，2016年有32家，2017年有19家，2018年上半年有14家。

在债券违约的情况下，不仅发行人，评级机构也立即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

据统计，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8日，东方金城、大公、北京田健兴业、上海新世纪、中国程心被监管部门发出警告信，批评其“缺乏独立性、执行标准不到位、执业疑虑不足、执业判断不合理”。

据媒体报道，2018年3月，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601988)(港股03988)派人对大公国际进行调查，并于7月30日给予大公严重警告，暂停其相关业务一年。

8月17日下午2点，中国银行间同业公会发布公告，揭露大公的交易评级行为，给予其严重警告，并暂停其业务一年。当天下午5点，中国证监会也对大公进行了同样的处罚；8月20日，中国保险资产管理协会也发出提醒，表示一直关注大公国际评级质量问题，建议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不断提高内部评级能力，谨慎使用外部评级。

据多家媒体报道，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期间，在关建中的指导下，大公国际与徐东集团、广信控股、南通三建、三电集团、王海生物(00078，股票咨询)等多家发行方发生了评级买卖行为。，而大公对单个实体的收费甚至达到了970多万元。大公从13个客户那里赚了7800多万元，从18个客户那里赚了1.2亿元。

“这个行业确实有潜规则。评级机构会帮助客户提高他们的评级，而虚假高评级现象是显而易见的。评级机构只是想留住客户，赚取25万元人民币的评级费。然而，大公收取数千万元，这是超乎想象的。”刘东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此外，即使提高评级，也将针对基本情况可以接受的公司。对于那些明显低于aa的公司，一般评级公司不会给予aa，因为这将带来很大的风险和损害信誉。”刘东补充道。

8月24日，证监会发言人表示，在执法过程中，证监会既不会仅仅因为上市公司等主体信息披露不实而“推低”证券服务机构的责任，也不会因为上市公司等主体信息披露状况良好而忽视对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各种主体都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建良好的信息披露生态。

据报道，中国证监会将继续加强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和证券服务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执法力度，督促各类信息披露主体和证券服务机构遵纪守法、勤勉尽责，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文中的刘东是化名)

来源：荆州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