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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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大量潜在有效需求的中国，减少不当的政策干预是提高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基础

特朗普上台后，有些人没想到美国会如此急剧地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领导者的位置上退缩，也没想到政治上正确的开放和多元化会突然逆转。照片/视觉中国(000681)特朗普大选之夜，我碰巧在哈佛。第二天，有人在街上喊，有人在课堂上哭。那天我的讲座是由胡永泰教授主持的。他悄悄地告诉我，今天应该有很多人来，因为他们心情不好。我认为美国人很悲伤，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特朗普，或者打赌他输了钱，而是因为他的当选让许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即将发生，而这些实际上是在一个自由、民主和开放的美国。这一事件本身动摇了人们的信心，增加了美国的机构交易成本。

制度交易成本的本质目前，制度交易成本被理解为税费，这只是其中之一。更重要的制度交易成本是由不当的政策干预造成的。

交易成本的本质来自信息不对称。人们彼此不了解，对世界的变化缺乏足够的了解。如果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不存在收集和交换商品信息和交易对象信息的成本，不需要合同，不需要谈判、签订和监督合同的执行，合同的违约成本就不会存在。

如果没有信息不对称，制度就不重要，制度交易成本也就无法讨论。这个系统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信息不对称随处可见。因此，有必要利用这一系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减少机会主义，提高市场结果的可预测性。如果一切按规则进行，搜索信息、谈判、决策和监督的成本将会降到最低。因此，制度交易成本的本质必然是制度或政策增加了信息不对称，削弱了市场结果的可预测性。

特朗普上台后，整个世界都没有适应。人们没有想到美国会在如此急剧的转折中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领导者的位置上退缩，人们也没有想到政治上正确的开放和多元化会突然逆转。可以说，特朗普夸大了美国政策的差异，好像一切皆有可能。即使美国的政策差异在未来能够降低到令人放心的水平，也需要一些时间。

政策的随机性和模糊性增加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增加了美国的机构交易成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机构交易成本不仅仅是税收问题。特朗普只想减税，让企业回归美国。然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的风险规避行为也相应增加。在特朗普的选举之夜，加拿大移民网站被摧毁，加州独立成为一种选择。

有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朗普的新移民政策遭遇了挫折。上任后，他的言论和实践逐渐被调整回可分析和可预测的范围。特朗普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好的美国总统。这些变化反过来表明，美国的机构交易成本是可控的。

在中国制度交易成本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竞争实质上是制度竞争。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就是增强国家竞争力。

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改革开放已近40年，但现行市场经济体制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制度总是从历史演变而来的，当前制度交易成本的根源来自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方式。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规则是，只要需求是合法的，没有负外部性，供给就会不断适应需求。这条规则可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满足有效需求也是企业的商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识别有效需求最重要的是价格机制。正是因为人们潜在的有效需求很难观察和观察，而价格信号告诉人们需求是什么以及需求在哪里。因此，投资者会根据价格计算收益和成本，进而决定投资目标和地点。

不幸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制度、政策或法规，告诉你你看到的价格是不合理和不合理的，或者你想做的投资是非法的。本质上，这意味着决策者判断的需求比市场机制更准确。换句话说，政策制定者追求的价值应该比消费者通过市场机制揭示的价值更成为社会目标。

不当政策干预和资产短缺一段时间以来，不当干预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无论是否应该控制互联网上的专车数量，即便如此，专车司机是否必须受到其户籍身份的限制？结果，在呼叫一辆汽车后，出租车软件显示的车牌号码与汽车的实际号码不同，本地汽车的车主收到钱，外国身份的司机承担政策造成的租金。

再举一个例子。众所周知，一线城市的房价非常高。然而，几年来，一线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在追求税收的动机下规划和建设了大量商业地产。与此同时，一线城市的住宅建筑面积比例受到严格控制。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判断住宅和商业地产的比例是否合理？这并不复杂。这取决于价格和人们的投资行为。如果住房需求旺盛，价格高，这意味着市场上的一些人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这样他们就可以住在市中心。没有人会直接告诉你他的需求是因为他想靠近他的工作场所还是因为他想靠近市中心的富裕生活，但是价格机制会告诉你。如果市中心附近没有对就业机会、生活便利性和消费多样性的实际需求，市中心的房价将会下降。另一方面，如果房价高，商业地产相对闲置，企业会将部分商业地产变成住宅用地。不仅土地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而且企业也有了赚钱的机会，居民的有效需求得到了满足，这对抑制房价上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之间有明确的界限。我们需要在制度上突破的是找到一种机制，真正使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解决如何改变不同土地用途的问题。不幸的是，近年来，政策制定和市场需求之间出现了大量偏差。政策导向是禁止擅自将项目规划用途变更为住宅用途。最近，在一线城市的政策文件中，一方面说市场要配置资源，另一方面，严禁从各方面将商业地产转为住宅使用。这两个词同时出现，恐怕违背了市场机制引导供给满足需求的简单原则。

最近，另一个备受关注的事件是在一线城市关闭街头商店的现象。原因是这些街道商店的房子原本是供住宅使用的。街头商店的存在反映了有效需求。一些小餐馆的门被封住后，窗台上搭了一个梯子，居民们从窗户爬进去吃饭。这个场景让你相信街上商店有实际需求。关闭这些商店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政策目标需要仔细确定。如果要恢复街道风格，没有街道商店的街道风格一定比有街道商店的街道风格好吗？即使街边商店的存在影响了周围的生活环境，有必要关闭街边商店来改善环境吗？还是受其他控制手段和价格补偿机制的制约？如果你关闭街头商店，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活环境，但同时牺牲生活服务业的便利性和多样性？如果我们说为了控制人口而关闭街道商店，会否因此而牺牲街道的活力和服务供应？作为人口控制的结果，它真的实现了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吗？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问题一直是资产短缺。换句话说，中国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来保护和增加普通居民的财富。当然，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存在着金融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说的是，除此之外，中国市场经济本身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即市场机制不断受到不当干预的干扰，政策制定者用他们追求的某种价值取代了人们在市场机制下通过价格表现出来的价值。本质上，这是中国当前制度交易成本的根源。就投资者而言，在政策控制和背离需求的突变中，投资收益得不到保证，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当这些问题累积起来，就会加剧资产短缺。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文，编辑:)

(本文首次发表在2017年5月2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上)

来源：荆州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