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谈金融监管：在体制也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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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双宁

当前，金融监管体制是一个热门话题。所谓金融监管，是指国家金融监管当局以防范风险为目的，依据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及相关方进行监管。

根据这一定义，1983年以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负责金融管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从而在中国形成了二元银行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履行金融监管职能。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证券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成立，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1998年，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并为一个部级机构，统一监管证券和期货业；同年，中国保监会成立，对保险业进行监管。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进行统一监管。综上所述，1983年后，中国金融监管先后实施了一条线模式、一条线一次会议模式、一条线两次会议模式和现在的一条线三次会议模式。在目前的监管模式下，既有真正的空特区，如金融控股公司；还有三个会议都负责的交叉领域，如资产管理业务。还有一些管理领域，比如在线金融；也有由非金融管理部门管理的行业，如典当行和商业部门监管的金融租赁公司。为了加强监督和协调，在代表团的三次会议上还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和监督协调机制。

从国外来看，金融监管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在不断地进行修补，力求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以美国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改革了其金融监管框架。目前，在联邦一级有联邦储备局、货币审计办公室、证券和期货委员会、联邦保险办公室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监管机构。在州一级，有州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与联邦和州监管机构形成双线多头共同管理模式。

目前，从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来看，选择无非是一行模式和一行N次会议模式，可细分为五种类型:一行A次会议模式(央行+证监会)、一行B次会议模式(央行+证监会)、一行两次会议模式(央行+证监会+证监会)、一行三次会议模式(现行模式)和一行四次会议模式。央行既管理货币政策，又管理监管，因此实际上不可能直接拿钱；问题是监管任务重，容易忽略一件事，影响力量。一行N-meeting模式的优点是专业分工细致，监管有力；问题是效率受到影响。有人会说，中国的金融业实行单线模式时相对简单。事实上，对历史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一点也不简单。否则，为什么要在那时纠正呢？为什么央行提议改变职能，将重点转移到监管上？

这样，就没有所谓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这种模式既实用又有用。此外，当我们讨论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时，我们表面上是在转向制度模式，但实际上是在转向制度设置，并简单地将制度理解为制度设置。事实上，制度的完整定义应该是能够激发人们积极性的制度、制度和技术安排的总和。任何制度模式都离不开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考虑监督制度也不能忽视人的作用。去年，我提出了人文经济学的概念，旨在强调人的因素。既然没有最好的模式，我们应该选择最合适的人。人和制度的良好结合是最好的模式。我们也可以以国有企业的股权管理模式为例。目前，国有企业的管理可分为实体国有企业的SASAC模式和金融型国有企业的混合模式(财政部、中投等)。)。哪种模式更好？很难说。在同样的模式下，人们有不同的效果并不罕见。

同样，金融机构的管理层不也是如此吗？我真的不能说光大集团的例子。十年来，光大集团对光大的管理模式和监管模式没有改变，但由于团队的调整和党建工作的加强，实现了从资不抵债、破产到世界500强的飞跃。当然，在我看来，光大的例子也可能是一个哲学的例子。是时候改变了。在2015年光大重组改革完成后，我正式定义了四个共识点，第一个是光大的成就是几代光大人的共同努力。这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有了前人的探索，后人有机会重新选择道路。每个人都不容易，都做出了贡献。但这也表明，经营好一个企业既取决于制度，也取决于人。金融企业的管理是这样的，金融监管也是这样吗？我今天这样说，目的是建议监管改革不仅要在制度设置上有所转变，还要考虑制度因素、人的因素、人的主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唐双宁，中国共产党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金融联合会名誉主席。

来源：荆州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