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经济 绿色转型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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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中国也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关于如何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所所长王耀。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政策承诺、实践指导和国际动员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请谈谈中国在政策、产品和市场基础设施方面的成功做法。

王耀:在政策方面，目前中国已经明确提出了绿色金融体系的战略框架和政策信号，包括顶层设计的综合方案《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及各部门根据分工计划出台的专项绿色金融政策和实施细则。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等省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并公布了各试验区的总体实施方案。此举旨在通过建立五个各具特色的试点地区，探索不同背景下的地方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模式，为在国家层面推广绿色金融积累多元化的实践样本。目前，五个试点地区的实施不仅取得了初步进展，十多个非试点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出台了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并积极承担了国家顶级绿色金融规划。

就产品而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之一。2017年，中国在国内外发行了2512.14亿元绿色债券，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的32.16%。在各种绿色债券中，金融债券规模最大。中国绿色债券第三方专业评估和评级市场发展迅速，市场可信度逐步提高。许多市场机构相继开发了绿色债券指数工具。

在市场基础设施方面，自“十二五”以来，中国先后引入了碳排放权、排放权、节能/消费权和水权等四大环境权。目前，环境权交易市场的发展阶段大相径庭:碳排放交易日趋成熟，全国碳市场于2017年12月19日正式启动。首次纳入发电行业，经过一年的配额模拟交易期后，配额现货交易将正式启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已在11个省(区、市)进行试点。2016年，排污许可证制度改革开始，进一步落实企业总量控制责任；节能/使用权和水权交易在各省均已开始试点探索，但整个系统仍处于系统建设的初期阶段。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绿色金融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和多个领域的配套政策。尽管中国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但距离任中绿色金融体系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王耀:首先，与绿色金融相关的标准需要统一。目前，我国绿色金融监管和地方实践中对“绿色”的定义不一致，不仅存在“洗绿”、“洗绿”的潜在风险，也不利于培养投资者对绿色项目的偏好。此外，在信息统计层面，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和绿色金融统计与评价制度仍然缺乏统一的口径，导致绿色投资和政策评价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持。

二是相关法律基础有待建立和完善。在一些绿色金融领域，由于缺乏相关立法，权利和责任不明确，难以预测绿色投融资的风险和收益。例如，由于缺乏落实“破坏者付费、用户付费、保护者补偿”基本原则的相关法律法规，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资源价值难以确认，“青山绿水”无法量化为“金山银山”。金融机构开发基于生态资产的金融产品风险较高。以ppp模式为例，由于缺乏高层次的立法，ppp模式本身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存在诸多冲突，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合规风险层出不穷。这意味着企业社会资本方面的巨大投资风险。为了规避此类风险，社会资本往往不得不通过“固定收益”、“清仓”和“实债”等“非法”方式锁定投资收益，这给ppp项目的合规性和双方合作的稳定性带来了不利影响。

第三，绿色金融产品模式相对简单，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尽管在绿色金融领域已经有了很多创新，但许多创新产品大多停留在“一级”水平，重复性低，市场推广力度低。目前，绿色金融产品结构仍以绿色信贷为主，贷款余额占7%-10%；在绿色债券方面，虽然绿色债券市场在过去两年发展迅速，但仅占国内债券发行总量的2%，未来仍将有巨大增长。在绿色股票方面，目前绿色指数产品种类较少，绿色投资目标需要进一步多元化；在绿色保险方面，许多创新的绿色保险产品仍处于试点阶段，市场覆盖率普遍较低。

第四，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不仅取决于各级政府提高绿色发展意识和对绿色金融的深刻理解，还取决于政府、资金需求者、供应商和中介机构对环境风险的有效识别和分析管理能力的提高。目前，所有利益相关者普遍缺乏对绿色金融现状的全面了解，缺乏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士的必要聚集。大多数金融机构不仅不了解环境风险对其投资回报的影响，而且缺乏相应的技术和经验来识别、评估和管理环境风险。

第五，国际合作仍存在一些障碍。尽管近年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绿色金融合作不断深化，但跨境资本流动仍存在巨大障碍。原因主要分为几个层面:第一，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尚未与国际社会互联互通，市场互联互通不方便。其次，中国外汇市场发展不够深入，交易品种相对单一，国际资本对冲风险的工具不足。第三，由于资本项目缺乏开放性以及对中国资本开放政策的不熟悉，国际投资者普遍担心他们的资金不会顺利流出中国市场。此外，不同国家对绿色的定义不同，缺乏可比性，导致跨境投资的识别和交易成本较高。最后，由于缺乏在中国的长期投资经验和获取绿色资产信息的渠道，一些国际投资者缺乏进入中国绿色资本市场的必要投资决策依据，从而缺乏投资信心。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为了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经济绿色转型中的积极作用，今后应努力完善制度建设。如何建立绿色金融的长期发展机制？

王耀:首先，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法律体系。一方面，有必要在《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中增加“绿色”内容，如研究和明确贷款人的环境法律责任、诉讼资格和连带责任制度；另一方面，应首先在生态补偿、环境权益交易、绿色ppp和绿色基金等领域进行立法，明确各种绿色金融要素的法律属性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

第二，加强对绿色金融的政策支持。从绿色金融供给的角度来看，它不仅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评估(mpa)、再融资和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鼓励银行积极开展绿色信贷业务，还可以为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提供税收激励、担保和利息补贴等财税政策支持。从绿色金融需求的角度来看，通过完善环保立法、加强环保执法、建立绿色金融产品与绿色资质的联动机制，强化环境成本的内部化机制，从而扩大绿色金融产品的市场需求。

第三，推进绿色金融标准化工程。关于绿色定义标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在牵头制定国家绿色产业目录，这将成为国家统一定义“绿色”的基础。基于统一的“绿色”标准，中国需要进一步构建绿色金融活动影响和衡量的统计体系，建立标准化的绿色金融评估机制，引导绿色投资，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评估政策效果。此外，通过推动绿色金融产品的标准化，将有助于推动绿色资产证券化，进而盘活现有绿色资产，扩大绿色投融资规模。

第四，加强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建设。在环境风险分析方面，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和绿色黄金委员会可以引导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率先开展环境风险分析和管理实践，通过方法开发和推广以及公共环境数据改进，逐步提升全行业的环境风险管理能力；在组织建设方面，在推动传统金融机构绿色转型的同时，还推动建立专业化的绿色金融机构和分支机构，培育第三方绿色评级机构，提高投资者识别环境风险的能力；在绿色投资者培育方面，可以通过建设绿色投资者网络、加强媒体宣传和舆论引导来增强市场的绿色投资意识；在人才培养方面，绿金委员会、学术机构等相关机构应重点推进专业人才培养。

最后，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将全面展开。在外汇方面，通过发布明确的监管政策信息，对外汇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提供透明和详细的指导，鼓励更多的国际投资者通过有效的渠道投资中国市场；在绿色定义方面，在保留各国特殊性的基础上，促进绿色定义基本框架的统一，加强中国标准的国际化；在信息渠道方面，通过加强绿色金融数据库建设、开发国际绿色指数、投资者路演等。，可以增加国际投资者掌握中国绿色金融市场信息的渠道，吸引国际投资者投资中国的绿色债券和绿色股票。(明天的照片)

来源：荆州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