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重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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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央行决定从7月5日起将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以支持“债转股”项目的市场化法制化；同时，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主要用于支持相关银行开拓小微企业市场和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

定向RRR减债操作是“去杠杆化”升级为“结构性去杠杆化”后的第一次实质性操作，之前也有信号。6月中旬，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再次谈到了小额信贷。在随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确定了增加再融资额度、提高免税上限和定向RRR减让等一系列措施，并提出了“保持合理充足流动性”的表述。

从mlf操作到有针对性的RRR减债，我认为，一系列释放流动性的操作是对前一段时间去杠杆化是否会意外伤害实体经济的问题的积极回应——应继续坚持严格监管，政策制定应采取整体性的方法解决根本原因，同时，刚性赎回等突出问题应通过结构性措施有序解决。

经过一系列的市场信号，如贸易战的不断升级、a股的大幅下跌、社会融资的增加等，RRR结构调整的减息政策适时而切中要害。然而，RRR削减只是第一步。如何使RRR减排量准确瞄准目标群体，使倾斜政策能够有效服务于去杠杆化环境下的弱势小微群体，而不是再次变成“全面的RRR减排量”，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各机构需要更加关注的问题。

国家审计署近日发布的农业银行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显示，2012年至2016年，农业银行涉农和小微贷款统计数据未得到有效监管——不符合涉农和小微企业主要标准的贷款以农业为基础。小额贷款统计；此外，从2015年到2016年，农行向地方融资平台非法放贷约114亿元，并限制地方企业。中国农业银行并不是唯一一家统计不规范、非法放贷的金融机构。在各地的访谈和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许多机构对涉农小额贷款没有明确的定义和分类；即使有定义，但如果仔细研究贷款分配，大多数贷款对象都集中在单笔贷款金额为500万元甚至1000万元以上的主体。

这一现象使人们对结构调整政策的实际实施产生了怀疑。

与更愿意投资于金融资本和拥有大量房地产的房地产企业的“国家”背景主体相比，从理论上讲，小微群体贷款难或贷款利率高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机构确认的高风险溢价。较高的风险溢价表明经济复苏和繁荣阶段的高利率；在经济衰退、萧条或去杠杆化阶段，金融资产将惯性地流向拥有金融或房地产的行业和市场实体，并对小微群体形成金融抑制。因此，在去杠杆化背景下，金融资产对金融和房地产的内在信任必然会恶化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阻碍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此时出台有针对性的RRR减持的原因。

这种内在思维不仅体现在金融服务对象上，也体现在不同经济周期中金融机构的不同贷款条件上。银监会本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0.15个百分点；信托行业2018年第一季度的风险项目数量也超过了2017年全年的数据。除了与不良贷款实施相关的工作外，许多机构透露，过去6个月不良贷款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好转的年份，生产经营单位贷款要求过度放松，导致不良贷款等风险在去杠杆化阶段集中爆发。

现在，这一系列固有的思维被证明有问题。近年来，湖南省耒阳市几个地方融资平台项目的风险暴露、房价压制后房地产公司的破产、公务员工资的拖欠以及近期金融滑坡引发的明斯基时刻，都给金融服务机构敲响了警钟——固有的惯性贷款理念将影响金融的包容性和安全性。因此，社会资本投资应打破固有思维，综合考虑经济周期、行业和企业自身成长等多种因素。

更重要的是，上述问题和现象给相关政府部门一个提示:监管当局的职能在于发布结构性政策，如有针对性的RRR减排。如果允许各方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不加区别地实施，那么有针对性的RRR削减将成为普遍的RRR削减，这不能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动，甚至抵消严格风险控制的阶段性成果。各级监管部门要根据地区需求和发展阶段，对差异化的小微企业进行界定和分类，同时，在政策实施期间，要定期严格监管金融机构的政策执行情况。只有这样，结构调整政策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来源：荆州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