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数大，增速就一定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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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非凡的，刘

本文旨在阐明gdp基数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基数和增长率在某些增长阶段呈正相关，在其他阶段呈负相关，在某些阶段则几乎没有关系。

我的同事赵昌文、朱宏明博士最近发表的《新持久战论》中，围绕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基数大，增长率低”，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的作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这种说法的缺陷。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它既重要又困难。它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当前经济的判断，也是一个有趣的经济增长理论问题，因此它也关系到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判断。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经历了多次重复。因此，它是专门为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而写的。

从数学上讲，“基数大，增长率低”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任意想象一个变量，我们可以让它一直“滚雪球般地放高利贷”，而且增长率不会因为基数的扩大而下降。然而，对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的分析显然不能遵循这种纯粹的数学逻辑。

现实中，关于gdp基数与增长率的关系，流行的说法是“基数大，增长率就会下降”，原因是基数大，现在对应一个百分点增长的增量越来越大。例如，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68万亿元，增长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6800亿元。1984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300亿元。如果考虑价格因素，2015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基数3.3个百分点的增量相当于197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当然，这一原因也可以从国家间横向比较的角度给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相当于世界排名第55位的经济体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虽然这种说法并非完全不合理，但却似是而非。下面详细分析一下。

《新持久战理论》指出，“大基础、低增长率”显然不是机械地建立在通常商业周期的高峰和低谷。这很容易理解。

在抽象出上述商业周期的影响后，我们将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和更长的增长阶段进一步深化讨论。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首先抽象出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并将总国内生产总值转化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分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数与增长率关系的基础上，增加了人口因素。

接下来，我们讨论不同类型的基础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例如全球技术前沿国家、追赶型国家(以及尚未实现起飞的发展中国家)。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经济史上，全球技术前沿国家的经验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基本稳定，接近2%。如果把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抽象化，美国过去180年的人均gdp年增长率就是这个水平。在作者的文章《外推人类知识前沿的速度常数和追求奇迹的极限》中，这2%被称为外推人类知识前沿的速度，这似乎是一个常数。也就是说，在像美国这样的全球技术前沿国家的经验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数不断增加，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大致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可以说，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关系。

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速度能否在未来突破这一常数仍不得而知，要给出答案需要时间。如果未来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那么在向新的高水平迈进的过程中将会出现“基础大、增长快”的局面；在转向新技术前沿外推速度后，“基数与增长率无关”的状态将再次恢复。同样，如果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未来一步步放缓，我们可以推断基数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变化。

以上分析是全球技术前沿国家的情况。追赶型国家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作者将二战后成功实现赶超的几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轨迹称为“后发展经济体的赶超周期”，包括这样一个过程:低速增长——起飞并达到一个更高的增长平台——一个以更高、更稳定的增长率为特征的30年平台期——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并接近前沿国家水平。整个追赶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和三个转变阶段。基数与增长率的关系在不同阶段是可变的，其背后的机制也是不同的。

第一阶段是缓慢增长。追赶型国家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今天仍处于这一阶段。与今天的中国相比，现阶段的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数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较低。这些经验现象表明基数很小，但增长率可能不高。这些经验现象很容易用“新持久战理论”的逻辑来解释: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存在问题，它们不能有效地释放技术落后的优势，使之成为现实的经济赶超。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是从低速增长到起飞，这是一个典型的“扩大基础，提高增长速度”的过程。这一经验现象也表明基数扩大了，增长率不一定低。这一现象也可以用“新持久战理论”的逻辑来解释，即“体制改革释放了后发优势，促进了起飞和经济加速”。

从第三阶段过渡到第四阶段，即在高速追赶平台期结束后，增长率逐渐下降，接近前沿国家水平，呈现“基数大、增长率低”的趋势。这种现象是由以下两种机制叠加造成的。

其中一个机制是技术落后的优势正在逐渐减少。追赶型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它们与前沿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随着追赶的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基数不断增加，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也相应缩小。这样，追赶型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降低，从而导致“基数大、增长率低”。

第二个机制是资本边际收益的下降。巴罗回归在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的收敛机制是，人均gdp基数的增加意味着人均资本的增加，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增长率会下降。

现在分析第三个阶段，即高速追赶平台时期。在现阶段，尽管人均gdp基数在逐年扩大，但扣除经济周期等短期波动因素后，年均增长率相对稳定。也就是说，在这个平台时期，增长率既没有随着基数的扩大而显著下降，也没有显著上升。一般来说，它的特点是基础和增长率脱钩或不相关。

但是这种现象不容易解释。在作者的文献阅读范围内，即使是这个平台时期的异常基数和增长率的经验现象也很少涉及，更不用说系统的解释了。作者试图在《后发展经济体的追赶周期》一文中提出一种解释:在高速追赶平台时期，技术进步的速度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资本边际收益下降的影响，使人均gdp增长率能够稳定地保持在较高水平。

以上是在提取短期商业周期波动后，从长期角度看人均gdp基数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添加人口。

如果人口的年龄结构保持不变，总国内生产总值与其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在上述不同情况下直接加上人口因素而得到。然而，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明显不同，一般表现出“收入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的特征。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是，人口增长率随着人口基数的增加而下降。在加上这一因素后，总国内生产总值与其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在上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数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基数大、增长率低”的人口因素的影响。

最后，回到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率的问题。根据前面的分析，判断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关键是判断追赶周期的哪个阶段。有证据表明，中国的高速追赶平台时期已经结束，并将过渡到下一阶段。如果是这样，中国未来将呈现基数大、增长率低的趋势；然而，有证据表明，中国的高速追赶平台时期尚未结束。如果是这样的话，经过几年的困难之后，中国很有可能在扩大经济基础的同时，保持一个相对较高和稳定的增长率。最终会发生什么需要进一步观察。

(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副主任)

来源：荆州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