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马克思主义说中文。他离开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前校长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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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8日，陶德麟教授在办公室(数据地图)

□楚天都市报记者柯通讯员吴说

哲学不是高高挂在空的太阳，它必须扎根于大地；哲学家不能脱离人民，必须关心人民的命运。5月24日下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德麟先生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

1978年，47岁的陶德麟教授投身于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冯风”参加了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陶德麟曾经说过，他这辈子能做的就是像他的老师李达一样，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有来世，他愿意当哲学老师。

向李达学习

继承勇气和精神

陶德麟1931年出生于湖北黄冈。1949年至1953年，他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他留在学校担任时任校长李达的学术研究助理。他曾担任助理教授、讲师、副教授、教授和哲学系系主任，并于1992年至1997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1953年，是李达成为武汉大学校长的第二年。陶德麟，一个学经济学而不是学哲学的年轻人，走进李达的房间，经过一番长谈，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先驱者的得力助手。

“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具有坚持真理的品质。他们不能像摆摊的小贩一样。他们在天气好的时候摆摊，下雨的时候就关门。”李达老师的话影响了陶德麟的一生。

昨天，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副院长吴新伟回忆道，老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把这段话告诉自己的下一代，并用它来教育自己，这让吴新伟难以忘怀。

1955年夏天，陶德麟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矛盾同一性的若干意见》的论文，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篇“大胆”的文章——批评的矛头指向罗森塔尔和尤金合著的《简明哲学词典》，他们都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在研究苏联“老大哥”的时代，这无疑是对权威的挑战。

这是陶德麟第一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此后，他在学术探索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发表了20多本著作和200多篇学术论文，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雷鸣道写作时并不孤独”，这是老朋友兼哲学家陈先达教授对他的评价。武汉大学在官方讣告中对陶德麟的评价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的责任感，关注国家的兴衰，热爱智慧、求真务实、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万世开太平”的理论情怀和“九死无悔”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

灾难过后

投资真理标准的讨论

1956年，25岁的陶德麟走上讲台，很快受到学生们的喜爱。1961年，陶德麟肩负重任——协助李达编写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1965年10月，38万字的《唯物辩证法》第一卷初稿完成。然而，突如其来的厄运挡住了前面的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达受到残酷的批评，两个多月后去世。陶德麟也难逃一死，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批评、侮辱和劳工改革，并数次陷入困境，命悬一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成了阻碍从混乱中恢复秩序的政治障碍。1977年，陶先生应邀到北京参加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0周年的理论研讨会，与理论界一批同志达成重要共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持续了十年，主要是因为真理标准被引用标准和权力标准所取代。如果这一哲学基础没有被完全摧毁，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则将会得到恢复，并且很难将每一寸都从混乱中解放出来。

1978年7月，在《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第一次开枪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理论与实践问题研讨会”，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陶德麟应邀在“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明确驳斥了“两个凡是”，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陶德麟还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并在中国发表了20多篇相关学术报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论点，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时，每个人基本上都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对‘独特’一词仍有疑问。老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理论上证明了真理标准的独特性陶德麟的“老战友”、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传邦表达了深切的感情。

独立思考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文

改革开放后，“我们还需要马克思吗？”这个论点曾经出现过，陶德麟连续写了十多篇文章，驳斥谬论，制造混乱，提高认识。

陶德麟说:“黑格尔说，‘我试着教哲学说德语。’我们还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按照我们自己的“坐标”来研究问题，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

陶德麟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国人自己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走出去”的。因此，他致力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文化大革命”后，陶德麟等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编辑出版了四卷本《李达选集》，系统论述了李达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的杰出贡献，开创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先河。

陶先生善于用人们爱听的语言解释深刻的真理。他多次尖锐地批评“用汉字写外语”，这种既难懂又晦涩的文体是病态的。他曾说，正是因为我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用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才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爱就像一个孩子

作为一名校长，每天工作14小时

陶德麟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温柔而有活力，坚强而不凶悍，恭敬而安全，是他对后学的印象。

吴新伟回忆起七年前第一次进入武大时，他对学生非常严格。陶德麟批评了他。老师不应该对学生太苛刻。他们不应该盲目批评。他们应该想办法鼓励他们，一步一步来。

当陶德麟还是校长时，他以热爱学生而闻名。家庭停电、年轻教师对职称的评估、学生宿舍漏雨、退休教师对住房的需求等。，他不得不处理所有这些琐事，经常一天工作14小时。

在教学中，一方面，他要求学生不要成为老师的“复制品”；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有严谨的学习风格。他对复习论文的意见有时长达数万字，学生的论文达不到合格的水平，所以他们永远不允许提交答复。

“当我的论文被修改成第三稿时，我丈夫正在医院接受手术，所以谈话非常不方便。我以为他会放松一些标准。出乎意料的是，我丈夫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仍然认真地看着它，并小心翼翼地更换了它。”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倪勇曾回忆道。

2004年，陶德麟被选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教授，并于2018年11月光荣退休。

笔耕不准追

一边吸氧一边讨论学术

陶德麟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萍告诉记者，陶德麟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近两年身体欠佳，仍坚持写作，出版了两本书。

何萍教授回忆起去年八月她和老师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他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老问题。他经常在家吸氧。他戴着氧气管，和我聊了两个多小时。”何萍教授说，陶老师说，我们是在五十年代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历史被误解了。他希望学生们能继续学习，让事实说话。

何萍教授说，在疫情期间，陶老也非常关注疫情的进展，打电话告诉她，她的孙女已经成为了一名防疫志愿者，全家都为她感到骄傲。前一段时间，陶老看到武汉的疫情有所好转，在学校组发了一段视频，说:“这是武汉的胜利，是全党全国的胜利，是我们每个人的胜利。”

“老师真的突然走了。在当时的那段视频中，这位老先生仍然充满热情，看上去非常有灵性。”昨晚，吴新伟在一次采访中说了几次“后悔”——去年下半年，他要求老师制作一个采访视频，但由于生病，他没能得到他想要的。吴新伟说，老的年轻一代将继续他的研究。

部分内容来自《光明日报》和《湖北日报》

来源：荆州新闻